编者按：“一个地方的独角兽企业越多，创业生态就越好。”独角兽企业是开辟新领域新赛道的生力军，是科技领军企业的后备军，是科技骨干企业的主要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为此，时代财经与农行广州分行联合推出《在广州，寻找独角兽》高端访谈栏目，聚焦广州独角兽企业、未来独角兽、种子独角兽企业，关注这些科技创新企业的战略规划、业务发展、资本运作故事。
　　十年前，国际新型制剂专家刘荣拎着两只行李箱，独自一人从美国回到中国。在广州开发区不到300平方米的实验室里，他开始了自己的二次创业。
　　彼时正值国内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浪潮刚刚兴起。2013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发布《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一致性评价工作的通知》，根据新规，所有仿制药必须通过一致性评价才能进入市场。这意味着，仿制药需与原研药在药学等效性、生物等效性、治疗等效性等方面达到一致。
　　刘荣意识到，国内药物制剂将很快进入新的发展快车道。2013年，广州玻思韬控释药业有限公司（下称“玻思韬”）应运而生，主攻新型药物释药系统技术开发及产业化。
　　2015年后掀起的创新药研发热潮，则给玻思韬带来了第二次发展机遇。基于医药研发周期长、投入高和过程复杂等特征，为制药企业在药物研发过程中提供专业化外包服务的CXO（医药外包服务）企业乘势崛起。
　　但随着生物医药行业步入资本寒冬，CXO行业亦感到“唇亡齿寒”，身处一线的刘荣深有感触。“CXO上承新药研发，下启商业化大生产，当资本热情消退、创新药行业景气度转向下行周期时，寒气蔓延至CXO也是必然的事。”他在接受时代财经专访时指出。
　　即便遭遇资本寒冬，玻思韬仍在今年8月完成了数亿元的B2轮融资，募集所得资金将用于加速推进505(b)(2)创新药、复杂长效缓释制剂等高端制剂研发管线的开发及产业化。
　　“硬核”的核心控释制剂技术是玻思韬获得资本青睐的关键，也是其对抗行业“内卷”的利器。
　　“我们的核心竞争优势是在药物传递技术上的技术优势与积累，未来我们仍然要毫不懈怠地提升公司的技术优势。”刘荣一直信奉“技术为王”，在他看来，即便身处内卷情况下，价格也只是影响客户合作的一个因素，客户更注重的是技术的可靠性、研发进度的保障，以及能否真正实现客户的开发目标。
　　站在创业10年的节点上，刘荣对玻思韬下一个10年的路径清晰且坚定,“走出去，成为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药物传递技术领军企业”。
　　“幕后英雄”
　　刘荣的两次创业源自于两次自我发问，一次是在2004年，另一次是在2013年。
　　从美国爱荷华大学药学院攻读药剂学博士毕业后的15年里，刘荣先后在惠氏（现已被辉瑞收购）、雅培、百时美施贵宝等多家跨国药企担任要职，参与并领导多个重磅药品从研发到成功上市。
　　丰富的跨国药企工作经验让他产生了新的思考——我是不是可以凭借我掌握的知识和技术，按照自己的理念去开发一些产品，为医学界与药学界做出一些贡献？
　　这次自我发问的结果是AustarPharma（奥思达药业）的创办。2004年，刘荣辞任百时美施贵宝全球产品开发总监，在美国新泽西州成立奥思达药业，专注药物制剂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2009年，奥思达药业从雅培手中购入一座位于新泽西州的GMP工厂，随即实现了10亿片/年的产能，这让公司迅速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也让刘荣在项目合作中看到了中国医药发展的机会。
　　当时，奥思达药业承接了不少技术合作的业务，合作方中不少是中国的知名药企。其中，奥思达药业与国内药企合作的抑郁症用药舍曲林，以及治疗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症的阿仑膦酸钠片，均成功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上市批准。
　　“在多年来与中国公司的合作中，我看到中国各方面都逐步与国际接轨，药品研发生产与国际接轨也是势在必行。但也必须承认，中国医药工业当时的药剂水平，无论是技术上的认识，还是对质量规范的理解，均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差甚远，仅靠个别企业的‘出海’，很难扭转这样的局面。”刘荣告诉时代财经。
　　刘荣当时的想法是，自己在制剂领域有三十年技术积累，与中国药企也有近十年的合作经验，对中国医药工业也算有比较深刻的了解。“我是不是也能帮助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做点事？”
　　2013年，刘荣带头创立了玻思韬，专注于药物传递技术（Drug Delivery System，DDS）开发，致力于提供各类普通和高端复杂药物制剂CRO（合同研究组织）及CDMO（合同研发生产组织）一站式服务。
　　药物传递技术，是指在空间、时间及剂量上全面调控药物在生物体内分布的技术体系。其目标是在恰当的时机将适量的药物递送到正确的位置，从而增加药物的利用效率，提高疗效，降低成本，减少毒副作用。
　　药物传递技术虽然看似并没有直接参与新药的发现，但实际上它与新药开发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刘荣借用足球传递技术形象地解释了药物传递技术对新药研发的重要性。
　　“懂球的人都知道，足球传递技术在足球比赛中极为重要，它决定着传球质量的优劣，是实现球场上进攻战术的关键，如果传球质量不高，无论多先进的进攻战术，都无法在球场上实现进球。如同足球传递技术一样，药物传递技术也是药物实现疗效的关键。”刘荣说。
　　目前，许多新化合物都存在溶解度低的问题，尽管它们可能显示出不错的生物活性，但由于其溶解度的限制，根本无法在人体内被有效地吸收。这就意味着，如果能解决溶解度的问题，那么药物的效果将会得到更好的发挥。
　　近年来，随着我国一致性评价、带量采购等医药政策的推进，仿制药进入低利润时代，发展创新药的浪潮正在国内兴起。不过，创新药研发九死一生，从候选药物到获批上市，活性、选择性、药代动力学、疗效、安全性缺一不可。
　　根据药时代数据，在NCE（New Chemical Entities，新化学实体）中，BCS II类（低水溶性/高渗透性药物）和BCS IV类（低水溶性/低渗透性物）的占比分别为70%和20%，合计90%。而在上市的药物（US Top 200 products）中，BCS II类和BCS IV类占比合计只有40%。这说明有大量的候选化合物，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增溶方式，而无法被开发成药物。
　　因此，如何改善药物溶解性，成为创新药开发中亟需解决的难题之一。
　　据刘荣介绍，目前玻思韬团队已经通过纳米晶技术、固体分散体技术、自乳化技术、脂质体技术、注射用乳剂技术、共溶剂技术、纳米粒等药物传递技术帮助多个新药企业解决了新化合物的溶解度问题。“药物传递技术还有很多应用场景等待我们研究和发掘。它在新药研发中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一款成功创新药的‘幕后英雄’。”刘荣形容道。
　　深耕高端制剂
　　尽管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但玻思韬走过的10年，并非一帆风顺。
　　创业之初，刘荣便在国内外对高端制剂开发认知差异上碰了壁。“相对国外来说，国内的高端制剂开发起步比较晚，对药物传递技术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但是在国外，特别在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高端制剂开发已经轰轰烈烈”
　　不过，秉承着创业初心及对未来市场发展的信心，刘荣始终坚持在高端制剂上加大布局。截至目前，公司建有口服缓控释、难溶性药物增溶、胃滞留缓释、口溶膜、长效注射微球、长效植入剂、注射纳米、长效注射凝胶、脂质体等高端制剂技术平台。
　　走高端制剂路线意味着“烧钱”。与普通制剂相比，高端制剂对设备功能与控制精度的要求更高，因为工艺参数的细微变化就会对成品质量造成较大影响。特别是复杂注射剂，有很多设备为非标定制设备，需根据放大产业化工艺路线去进行自主设计。目前，玻思韬已在各类设备上投入达数亿元。
　　在采访过程中，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分行负责人表示，考虑到科创企业的全生命周期发展，目前金融机构也推出了许多与之匹配的创新支持项目，如科创信贷，以及离岸账户服务等。
　　相比前期的高投入，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玻思韬遭遇了自成立以来的最大挑战。
　　“新冠疫情时期，人流和物流不畅，导致我们承担的许多项目开发进度受到了严重影响；物料无法通关，与合作方的技术交流与技术转移也受到严重阻碍。”刘荣对时代财经坦言。
　　尽管一波三折，但在刘荣及其管理团队的带领下，玻思韬渐入佳境，助力合作的药企完成多款药品的上市，如首款国产3CL靶点抗新冠病毒创新药先诺欣。玻思韬承接了先诺欣组合包装药物中利托那韦片的研究与生产工作，在短短不到3个月的极具挑战研究期限内，克服了重重技术困难，顺利完成了该产品的处方工艺的研究优化、技术转移、临床研究样品制备、质量研究、注册与现场核查，并也承接了商业化生产，确保了市场用药。
　　此外，玻思韬还协助了中国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合一抗艾滋新药“复邦德”的研发及成功上市。
　　今年1月份，艾迪药业（688488.SH）的1类创新药艾诺米替片（商品名：复邦德）正式获批上市，这是2023年第一款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新药，也是国内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联单片复方制剂。
　　复邦德的制剂技术正是由玻思韬负责开发。复邦德是一款三复方制剂，在临床研究上采用的是人体生物等效性的桥接试验，要求这个复方制剂与各单方制剂对比要生物等效，由于这个复方的三个成分溶解度差异明显，其中两个是脂溶性药物，一个是水溶性药物，这给玻思韬团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但我们团队最终还是完成了这个产品制剂技术的开发任务，使这个产品在临床研究时一次性就能过了BE（生物等效性）研究，为产品顺利上市做出了重要贡献。”刘荣告诉时代财经。
　　除了在对外服务领域取得的成绩，玻思韬同时还在开发自有管线，覆盖代谢性疾病、精神类疾病、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等多种重大疾病治疗领域，并且已经获得了突破。
　　2023年4月17日，玻思韬与久安医药联合开发的独家产品胃漂浮型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规格：1000 mg）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该药物主要用于单纯饮食及体育活动不能有效控制的2型糖尿病（T2DM）患者的治疗。这是玻思韬胃漂浮技术平台成功孵化的第一个产品，也是我国第一个获批上市的膜控型胃漂浮型缓释制剂。
　　据刘荣介绍，该产品进入胃内之后，在药物释放完全之前可以长时间地停留于胃内缓慢释放药物，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盐酸二甲双胍的治疗作用。国内已上市的骨架型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达峰时间约为4-6小时，而这个产品达峰时间长达10小时，临床优势明显。
　　另外，7月10日，玻思韬自主研发的降糖缓释制剂505(b)(2)复方新药获得美国FDA批准开展Ⅲ期临床试验，标志着玻思韬的505(b)(2)新药管线进入新的阶段。
　　“在过去10年，公司在高端制剂技术和复杂制剂技术上进行了大量投资，并开发了一批具有临床和市场价值的高端复杂注射剂和505(b)(2)或二类创新药项目。然而，如果全部由我们公司进行投资，将对公司的财务造成巨大负担并影响产品的上市进度。因此，我们通过技术合作、技术转让等方式加速这些项目的产业化转化，尽早进入市场。”刘荣对时代财经说。
　　用技术对抗“内卷”
　　对应药品研发、生产、销售等环节，CXO主要分为CRO、CMO（合同生产组织）、CDMO、CSO（合同销售组织）等不同类型。而CRO又可以分为药物发现CRO、临床前CRO和临床CRO三大板块。
　　在刘荣看来，CXO在国内发展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真正迎来高潮是近几年的事情。2015年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MAH）制度的推行，叠加一致性评价政策的实施，以及新药研发环境改善、资本的涌入等，CXO企业获得飞速发展。
　　不过，作为第三方服务商，CXO企业的发展与创新药企的命运也紧密捆绑在一起。2022年以来，医药资本市场整体低迷，创新药出海屡屡受挫，疫情和政策等综合因素叠加，生物医药界的“寒气”也不可避免地传导至CXO赛道。
　　国内CXO上市公司的营收数据也佐证了这一下行趋势。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泰格医药（300347.SZ；03347.HK）、药明康德（603259.SH；02359.HK）的扣非净利润相比往年同期均出现增速放缓，昭衍新药（603127.SH）的扣非净利润则同比下滑77.72%。
　　刘荣并不避讳眼前的困境。“身为CXO的一分子，我们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客户对新项目投入会更为谨慎，对创新研发的信心也显得不那么充足。最为直接的影响是，我们在开拓新客户或谈新项目时，较以前更困难了，在开拓新业务时也有遇到同行低价抢单的现象，极为内卷。”刘荣对时代财经直言。
　　除了外部环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及宏观经济不理想等因素外，在刘荣看来，前几年快速跟进（Fast-follow）策略造成大量新药公司扎堆同一赛道，创新产品同质化也是投资市场冷却的重要因素。另外，集采后，药厂面临产品的价格大幅下降，药厂利润空间也随之大幅减少，对新项目投入越来越谨慎，导致CXO的盈利空间也大幅缩水。
　　眼下，国内新药研发过度内卷现象正在加剧。睿信咨询指出，当前我国41%受理的新药均基于6%的热门靶点，导致靶点同质化严重。
　　危机倒逼着创新药企业向源头创新靠拢。刘荣告诉时代财经，“创新药企业要重新获得资本青睐，就必需将产品做成Best-in-class（同类最优），那就需要将产品做得比同类产品更有效、更安全、使用更方便。这恰恰也是药物传递技术可以发挥作用的环节，所以对于在药物传递技术有特长的CXO企业来说，仍然有不少潜在机会。”
　　这种信心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玻思韬在业内的品牌力。
　　截至目前，玻思韬服务的客户超过50多家，这些客户既包括海内外的传统医药龙头、上市公司，也包括不少创新药的新兴企业。另外，得益于长期扎根在美国的奥思达药业，玻思韬在国际业务开拓上具有先天优势，在世界两大医药市场，中国市场与美国市场的业务上可以实现遥相呼应，互为补充。
　　日积月累的技术壁垒是品牌力形成的一切基础。
　　截至目前，玻思韬已经具备多项较高壁垒的技术，如胃滞留技术、渗透泵控释技术、口溶膜技术、透皮技术、脂质体技术、纳米晶技术、纳米粒技术、微球技术、长效注射凝胶技术、长效注射植入技术等。
　　“这些技术在产业化阶段本身就具有很高的难度，只有具备一定实力的企业才能进入这个领域。即使放眼全球，同类的企业也十分有限。”刘荣告诉时代财经，“可以说玻思韬现在是手握好几手牌，既有普通仿制药、高端仿制药的技术合作业务，也有创新药制剂技术的合作业务；既有美国FDA 505(b)(2)创新药，也有中国二类创新药的研发管线，还有复杂制剂，特别是复杂注射剂的研发管线，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灵活调整，规避风险。”
　　在下一个10年，刘荣要做的便是打好这几手牌，带领玻思韬穿越“寒冬”，在控释制剂技术领域走得更远。
（文章来源：时代财经）